熊猫体育资讯：全球化背景下社交媒体用户迁移的文化传播逻辑
发布时间：2025-06-08 03:10:26| 浏览次数：
【摘要】全球化进程中的地缘政治博弈与技术民族主义浪潮正在重构社交媒体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这里以美、印、俄三国社交媒体用户迁移案例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文化传播逻辑。研究发现，用户迁移是技术主权诉求与文化全球化张力平衡的产物：政策干预通过“数据主权”叙事强制用户割裂，而技术赋权与用户自组织的模因变异驱动文化资本的跨场域兑换，形成全球化扩张与本土化退守并存的样态。案例表明，美国与印度的跨国平台迁移催生了草根用户主导的文化越界，俄罗斯则通过内循环模式强化了文化主权的刚性约束。研究提出“技术适配—商业重构—文化安全”协同治理框架，强调算法平权、模因弹性机制对平衡文化安全与开放性的作用，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平台治理实践提供了“安全与开放”的辩证思考维度。
数字技术的狂飙突进与全球化的深度交织，奠定了社交媒体作为文化传播“超导体”的独特地位。当TikTok的舞蹈挑战跨越太平洋引发全球模仿、当Instagram的滤镜重构南亚小镇的审美范式时，社交平台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成为文明对话的虚拟广场和文化基因的跨国孵化器。然而，这片数字乌托邦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撕裂——地缘政治的利刃划开技术民族主义的铁幕，用户被迫在封禁与迁移的夹缝中重建文化身份。2024年美国《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案》的出台制造了史上最大规模的“TikTok难民”潮，用户纷纷化身“数字游民”，涌入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寻找栖息地；印度一夜清退59款中国应用的举措引发了本土平台的短暂狂欢与迅速凋零，用户最终倒向Instagram的Reels的精密流量池；俄罗斯则以“数字主权”为盾，将Meta用户引导至VKontakte的文化堡垒，虽强化了本土文化传播，却也因内容生态的封闭性陷入了文化内循环。这些事件绝非孤立的技术震荡，而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权力重构的缩影，用户每一次被迫或主动的迁移都在重塑文化传播的基因链。
本文试图穿透“平台封禁—用户迁移”的表层叙事，解析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的深层逻辑：当用户携带文化资本跨越国界进入新场域时，他们如何通过符号转译与模因变异实现资本兑换？在平台算法与政策干预的角力中，文化主权与多样性如何达成动态平衡？社交媒体用户迁移现象恰似一面双棱镜——既折射出技术民族主义对文化传播的压制，也投射出草根用户突破结构性桎梏的韧性。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美、印、俄三国社交媒体用户迁移案例的剖析，本文将探讨此现象如何重构全球化文化生态的权力图谱，揭示其文化传播的底层运行机制。
全球化进程中社交媒体用户迁移的本质是数字时代文化权力的再分配。从美国TikTok用户向小红书的“数字流亡”，到印度短视频创作者在Instagram上重建生存空间，再到俄罗斯VKontakte的文化堡垒化实践，用户迁移行为已演变为“地缘政治强制力—平台生态重构力—用户策略反制力”交织的复杂博弈——政策干预重构了数字边界的权力规则，平台生态的跨国竞争加强了文化符号的流动性，而用户行为则展现出对身份认同与数字生存策略的主动抉择。
在数字化时代，数据主权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新型武器。国家以各种理由限制跨境数据流动，体现出国家主权对数字空间的规训，折射出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数字生态的巨大影响，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用户群体在技术赋能下文化越界的情况，形成“主权刚性”与“传播弹性”并存的复杂图景。
美国“TikTok难民”迁移事件便是典型例证。美国政府以“数据安全威胁”为名，要求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日前剥离TikTok业务，否则将面临全面封禁。这不仅威胁到了用户社交关系链的完整性，更会切断内容创作者的经济命脉。为了规避风险，用户只能选择在禁令正式生效前迁移至其他平台，从而形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数字难民”潮。
印度的情况同样如此。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以“国家安全”为由，2020年6月29日永久封禁了TikTok、Wechat（微信国际版）、百度和UC浏览器等59款中国APP。印度政府援引《信息技术法案》第69条A款，宣称这些中国手机应用涉嫌“从事损害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印度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活动”。虽然缺乏实质性的证据，但由于该禁令即刻生效，用户只能迅速启动平台迁移，这为印度本土平台Moj等提供了短暂的发展机遇。
而俄罗斯则以“极端内容传播”为由，于2022年3月14日封禁了Meta旗下平台（包括Instagram、Facebook），并鼓励用户转向本土平台VKontakte。俄罗斯迫使境外平台用户转化为本土平台的使用者是为了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构建起斯拉夫文化的数字防线，本质上是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的延伸，是技术民族主义对数字生态的暴力重构和对文化传播地理边界的重塑。
尽管各国社交媒体用户迁移的具体原因存在差异，但美、印、俄三国对相关平台的限制和封禁举措背后均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美国封禁TikTok是为了保护硅谷科技巨头的垄断地位，印度的禁令暗含遏制中国数字影响力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则通过将Meta用户引入本土平台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数字再领土化”。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政策正在将社交媒体平台异化为数字时代的“新边疆”——既是对外防御的文化堡垒，亦是对内规训的数字疆界。
用户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平台作为迁移的目的地？除基本的娱乐、社交需求外，还要考虑替代性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以及用户迁移的群体心理机制的影响。
（1）内容生态丰富多元。当前全球社交媒体竞争已从单一功能转向全生态服务能力的比拼。俄罗斯本土平台VKontakte之所以成为本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得益于其丰富的内容生态——不仅具备社交功能，还整合了音乐、视频、新闻、支付等模块。反观印度市场，TikTok被封禁后，涌现出Moj、Josh等本土短视频应用，初期下载量激增，但由于仅聚焦于短视频单一功能，缺乏多模块联动能力，导致用户流失。而Meta在禁令生效几周后就在印度试运营了Instagram的Reels功能，目的便是与TikTok抢夺年轻用户。Meta将短视频与Instagram的核心功能结构化嵌套，用户可在Stories（支持发布照片或视频且24小时自动消失的限时分享功能）中插入Reels（专注于短视频创作，支持15—60秒创意视频编辑，内容可长期保留）片段，通过私信分享触发社交属性。正是凭借“短视频+强关系链”的协同效应，Instagram成功承接了印度TikTok用户的迁移需求，而这也正是Moj等新平台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算法霸权+社交图谱+商业闭环”生态矩阵的降维打击不仅暴露了技术鸿沟，更预示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将加速向技术垄断者集中。
（2）社区氛围友好温暖。小红书的社区氛围向来以友好、真实、温暖著称。根据千瓜数据发布的《2024活跃用户研究报告（小红书平台）》，截至2024年4月，小红书男女比例为3∶7，95后占比50%，00后占比35%，一二线％。女性用户乐于分享和交流，年轻用户更为开放和包容，因此从美国TikTok迁移而来的“难民”更易融入社区，美国“TikTok难民”入驻初期仅凭借简短的英文自我介绍或蹩脚的中文就可快速“涨粉”，部分自称“老内”的在华外国用户调侃自身运营多年还不及“难民”短期的流量；更有初来乍到的美国老奶奶被评论区的善意打动，眼含热泪表示“突然觉得生活真美好”。可以说，小红书友好温暖的社区氛围是美国“TikTok难民”愿意留下来的重要原因。
（3）平台使用相对便利。在社交媒体领域，平台之间用户的流动时常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印度TikTok用户开始转向Instagram时，操作便捷性便成了他们做出这一选择的关键因素。Instagram的Reels功能与TikTok高度相似，支持15秒短视频创作、背景音乐添加、特效编辑等，符合用户在原平台的使用习惯。这种操作上的延续性和便捷性极大地降低了用户的迁移成本，使得他们能够快速适应并融入新平台。
小红书在留存“TikTok难民”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平台的简约化就是其关键优势。小红书注册门槛低，国外手机号即可；且小红书没有单独的海外版，国外用户能在同一平台上与中国用户共享内容并互动，这对渴望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用户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更值得一提的是，小红书展现出了强大的服务意识和应变能力，先是连夜招聘英文内容审核员，后用不到一周时间就研发出了多语言实时翻译功能，方便各国网友沟通交流，不仅留住了原有用户，还吸引了更多新用户跨国迁移。
（1）意见领袖议程设置。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在短视频领域，网红作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节点，主要通过意见表达影响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在“TikTok难民”无家可归之际，国外网红whattheish发布视频说，“I am nearly certain there is this APP called rednote .It i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iktok that you can download in the APP store.”（我几乎可以肯定有一个叫rednote的应用，它是TikTok的中国版，你可以在APP商店下载它。）其关于小红书作为替代平台的公开主张成为“TikTok难民”迁移行为的核心触发因素，显著影响了用户跨平台流动的决策路径。而此前的一场“U swan，he frog”（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文造梗运动则为“TikTok难民”迁移至小红书埋下了伏笔。
（2）羊群效应扩散。羊群行为通常指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行为主体因受其他人行为的影响进而忽视自己的私人信息而模仿他人行动的决策行为。由于羊群行为具有传染性，因此存在于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羊群行为现象又被称为羊群效应。当越来越多的美国“TikTok难民”迁移到小红书时，羊群效应开始在其他用户中蔓延，进而触发了“信息瀑布”效应（个体因他人行为而强化自身决策的倾向），最终形成了“TikTok难民”群体性效仿迁移的浪潮。
用户迁移行为不仅是对外部压力的被动响应，更包含对数据安全、经济利益与文化认同的主动抉择。这种“生存性迁移”的本质是数字时代用户在全球治理缝隙中寻求生存空间的策略性实践。
部分“TikTok难民”认为，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颁布的禁令实则是为了保护本国社交媒体巨头的商业利益或服务于地缘政治博弈。为表达不满，该群体主动将内容创作与社交活动迁移至小红书，以表达对数字权力滥用的抗议。
对内容创作者而言，迁移是数字劳工维系生计的必然选择。部分TikTok全职内容创作者高度依赖流量变现，在封禁政策影响下，为避免收入来源中断，该群体被迫迁移至新平台以维持生计。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部分用户在美国TikTok禁令解除后仍选择主动迁移，通过跨平台实践重构数字身份。此类行为既源于对新文化场域的探索动机（拓展跨国社交网络、寻求社群归属感），亦反映了用户对技术政治化的策略性疏离。
在全球化与技术赋能机制协同演进的背景下，社交媒体用户迁移已演化为文化传播的动态实践场域。
用户迁移行为本质上是文化资本在新旧平台间的价值再分配。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文化资本的价值由其所在场域的规则体系决定。当用户从TikTok的娱乐场域迁移至小红书的生活化场域时，原平台的短视频创作经验、粉丝互动模式等文化资本需接受新场域的价值重估。为适应规则转变，用户通过符号转译重构资本的可兑换性，并借助制度化资本，如平台认证，提升影响力，以满足新场域对文化资本的兑换标准。
在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中，客观化资本是文化资本的物质形态，表现为可传播、可交易的文化产品，其价值依赖于物质载体与符号内容的结合。当“TikTok难民”将此类资本迁移至小红书时，需通过本土化符号转译重构其价值。原平台积累的全球文化符号需置换为符合小红书生态的本土符号，以适配新场域的规则体系。例如，部分用户将小红书流行的“秦始皇梗”（用于形容某种情况或事件出乎意料、不可置信，仿佛秦始皇再次出现在现实中一般）置换为“华盛顿梗”，通过历史符号的跨文化改造，既保留原梗的叙事内核，又融入美国语境，最终形成跨文化传播的闭环。
在数字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在社交媒体领域形成了“法律规制—平台迁移—文化重构”的实践路径，实现了民族文化自主性与数字传播主导权的双向强化。
“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文化范畴的表现。“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的和独立的权利和权威。” 俄罗斯将Meta列为“极端组织”，切断其文化渗透路径，同时推动用户向本土平台VKontakte迁移。VKontakte作为俄语主导的社交网络，更契合俄罗斯用户习惯，成为传播俄罗斯文化符号的核心阵地。截至2023年10月，VKontakte每月活跃用户8900万，是俄罗斯最大的社交平台，网络用户覆盖率超过80% ，充分证明了其在俄罗斯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在全球化语境下，社交媒体用户迁移不仅表现为物理空间的数字化流动，更建构了文化传播的双重路径。其一，符号转译与资本再生机制通过跨文化符号的解码—再编码，驱动文化资本在动态转化中实现价值重构。其二，主权规训与文化内循环路径揭示了国家治理与平台算法的协同调控。这不仅凸显了文化传播的开放性，也揭示了其结构性制约，为解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的深层逻辑提供了分析框架。
社交媒体用户迁移的文化传播逻辑既是全球化浪潮下技术、资本与权力博弈的产物，又是个体与平台在文化实践中重构身份认同的动态过程。
社交媒体用户的迁移行为表现为全球化扩张与本土化退守的辩证统一，其本质是数字时代文化主权的再定义。在算法霸权与政策干预的角力中，用户迁移既推动了跨文化符号的生产，亦重塑了本土认同的数字化壁垒，最终形成了“对抗性调适”的传播生态。
可以说，美、印两国TikTok用户跨平台迁移的文化实践呈现出双向全球化扩张的特征——既推动本土文化的对外扩散，亦促进新平台文化的全球渗透。印度用户从TikTok迁移至Instagram后，通过调整内容形式（如强化光影构图、突出传统服饰细节等）将印度文化符号融入Instagram的视觉美学框架，使其更易被全球用户接受。这种“适配性转译”实质是本土文化借助平台规则实现了全球化传播，但也正因为用户迁移需遵循新平台的文化逻辑，反过来助推了平台文化范式向全球扩散。而“TikTok难民”的迁移也给小红书开拓国际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第三方数据平台七麦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15日，小红书在87个国家登上APPStore的免费排行榜第一，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小红书还启动了“电商出海领航计划”，首期覆盖美国、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市场，未来计划延伸至欧洲、东南亚等潜力市场。
在“全球化扩张与本土化退守并存”的框架下，与美、印用户通过迁移实现文化扩张不同，俄罗斯以政策强制与技术规训构建“数字文化堡垒”，形成全球化浪潮中的“孤岛”，其文化传播呈现出“内循环”模式。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本土化退守恰是对全球化扩张的应激反应。当TikTok的算法渗透被视为“数字殖民”时，俄罗斯通过《俄罗斯主权互联网法》将VKontakte转化为“主权技术武器”，其封闭性本身就构成了对技术霸权的抵抗。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深刻揭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在数字时代的辩证矛盾——封闭是为抵御侵蚀，而抵御本身又依赖技术自主性的全球化竞争。
社交媒体用户的迁移对文化传播逻辑产生了多重影响。被动迁移带来的传播困境促使原平台用户在新平台上更加积极地探索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以弥补脱离原平台的损失；主动选择迁移至新平台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也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内涵和形式。
尽管有些社交媒体用户的迁移是源于外部压力，但他们通过内容创新（如融合中西文化元素）、技术升级（如跨平台内容分发软件）和粉丝运营策略，将危机转化为重新定义文化身份的机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播逻辑。部分博主以“跨文化桥梁”身份自居，在小红书上分享“如何用中国视角解读全球热点”，获得了更高黏性的粉丝群体。印度TikTok禁令发布后，短视频创作者凯坦吉特·辛格转而使用Instagram的Reels功能围绕印度教育文化中的“学校考试”创作夸张喜剧短视频，在被动框架中开拓主动传播空间。借助Reels算法推荐机制，其作品不仅覆盖印度本土用户，更突破地域限制吸引了美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受众，说明这种被动迁移反而催生了跨文化传播的新可能。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迁移至新平台的用户与原平台用户之间势必会面临文化差异和冲突。根据理查德·道金斯提出的模因理论（Meme），文化信息通过模因（类似基因的文化传播单位）在模仿、复制、变异和竞争中完成传播，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化冲突的协商性解决。小红书上来自各国的文化基因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创作者根据平台创作模式和受众喜好调适后的结果，这一结果通过模因变异实现“跨文化混搭”。
跨文化传播理论强调不同文化群体在互动中的动态适应与协商过程。一方面，新平台虽然会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等机制隐性规训用户行为，但也会为吸引多元用户调整自身文化策略；另一方面，由于高语境符号的跨文化转译难免会面临“文化折扣”问题，用户为获得流量也可能主动剥离文化符号的复杂性，通过局部适配实现文化传播。
政策和平台算法看似主导了迁移过程，但用户通过多平台协同运营的“跨平台生存策略”和试探审查边界的“内容游击战”，在平台规训的缝隙中开辟出自主的文化传播空间，部分消解了平台的控制权。这种用户赋能与平台制衡之间的相互博弈既体现了用户对技术霸权的策略性抵抗，又推动了平台的技术迭代与生态调适，形塑了具有韧性的文化传播动态平衡机制。
用户需求是平台调整文化传播策略的动力。“TikTok难民”入驻小红书后，其“本土文化体验”诉求推动平台内容生产逻辑从“精致生活”向“跨文化共情”倾斜。这种以需求为导向的调整，成为平台突破文化壁垒、实现国际化转型的关键推力。而当印度TikTok用户涌入Instagram后，平台为缓解“高端化”定位与本土文化的脱节，推出Born on Instagram应用，该应用旨在展示小城镇的小创作者 ，使Instagram与印度的文化结构相契合。用户需求重构了平台生态，也反向塑造了文化传播的路径与边界。
技术手段是应用程序实现应用功能的基础，直接影响文化传播、使用体验和安全性。小红书的技术创新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改变了用户参与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方式，还推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融合与理解。用户的“发现”页面是系统从候选内容库中检索内容，通过排序模块预测用户效用，再经策略模块筛选生成最终推荐列表的。小红书算法通过标题关键词匹配、热词推荐提升曝光，强调内容与搜索意图的精准契合。算法优化在强化垂直领域的同时，还通过“破圈”推荐策略打破用户的信息茧房，将异质文化内容引入用户视野。小红书还在原有算法的基础上根据“TikTok难民”的IP推送内容，设置英文优先选项专供国外用户使用，增强了他们对平台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TikTok和小红书作为具有中国背景的软件，尽管在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信息的呈现方式、用户互动模式以及传播范围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也为媒介联动创造了可能，有助于促进文化传播生态的演变。平台算法与政策虽主导迁移的表层规则，但用户的跨平台实践正通过周边传播理论框架下的信息流动重塑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根据周边传播理论，当用户从TikTok迁移至小红书时，不仅完成了物理空间的平台切换，更使文化符号从“中心传播区”（TikTok的全球化内容池）向“周边传播带”（小红书的跨文化生态）辐射性扩散，从而形成了信息的跨域流动。这种迁移不仅反映了用户对多样化内容和社交互动的需求，也为两个平台的合作提供了契机。例如，可通过内容授权和用户引流等合作方式实现资源的互补和优化配置，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虽然网络空间理论上是虚拟空间，网民似乎互不干扰，但网民特别是优质网民的数量是有限的，网民上网的时间特别是黄金时间是有限的，网络的优质内容或信息供给是有限的，网民的选择和购买力也是有限的，因此虚拟空间中数量众多的同类经营者当然会千方百计地挤占对手的用户市场、内容市场，拓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小红书为承接迁移用户，通过设计多语言界面突破了语言边界，扩展了周边传播的辐射半径。TikTok与小红书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有助于两个平台的共同成长，也为整个文化传播生态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基于社交媒体用户迁移形成的文化传播逻辑，平台在技术适配、商业生态与审核机制层面呈现出系统性调适特征。这不仅彰显了平台化解文化冲突的治理效能，更重构了文化传播的基础设施网络；既构成了技术创新的实验场域，又形成了文化价值扩散和文化内循环的传播节点。
技术适配是平台承接用户迁移、化解文化冲突的基础设施保障，需以算法为核心重构传播基座。为满足“TikTok难民”的需求，小红书主动进行技术创新，及时开发出了一键翻译功能，不仅能翻译文字、表情和网络语言，甚至连摩斯密码也不在话下，展现了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为平台出海奠定了基础。截至2025年2月3日，美国区小红书的日活跃用户（DAU）虽然较巅峰时期下降了约70%，但仍有百万量级的用户留存，且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用户量实现了数倍增长。凌晨时段的直播间中，外国用户占比仍可达80%。
而在印度市场，用户从TikTok迁移至Instagram平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Moj作为本土平台，在短期内承担起了承接TikTok用户的角色，然而，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如界面质量欠佳、创作者支持工具匮乏等问题，最终未能留住用户，导致大量用户流向了Instagram。而Instagram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出色——通过AI系统预测用户认为最相关和最有价值的内容，对搜索结果排序，根据用户动态个性化定制搜索体验，甚至可以让用户控制显示内容或查看非个性化结果，因此吸引了大量用户。
新用户的涌入对平台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无论是小红书还是Instagram都在积极应对并从中寻求发展契机。
美国“TikTok难民”大多是比较有消费潜力的年轻人，为了留住这些用户，小红书不断优化平台功能和服务，激励创作者提升内容质量。从长远的角度看，“TikTok难民”为小红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市场数据。小红书可以借此深入分析海外用户的需求和偏好，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和优化其出海策略。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Instagram上。2021年6月17日，Instagram宣布在Reels功能模块上投放广告，针对印度TikTok用户优化商业功能，拓展多元盈利模式，提升用户黏性，为平台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美、印、俄三国社交媒体用户的迁移事件揭示了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三重悖论：技术赋权与主权重构的角力、全球化流量与本土价值的撕扯、用户自主与平台控制的博弈。研究发现，文化符号的跨场域转译与模因弹性成为突破地缘技术民族主义桎梏的核心策略，而平台算法的适配能力则为文化资本的价值兑换提供了基础设施。平台需构建“技术适配商业重构文化安全”协同治理框架，通过算法平权消解文化霸权、借助模因弹性促进跨文明对话，寻求安全与开放的动态平衡。未来研究需直面两大矛盾：算法如何避免沦为文化同质化工具？数字主权能否兼容多元文明的韧性共生？答案或在于重新定义全球化的内核——既非单向扩张的技术霸权，亦非封闭的本土退守，而是多元文化在数字场域中的“对抗性共生”。这一愿景的实现，既依赖平台超越流量逻辑的责任自觉，更需国际社会对“数字人权”底线的共同守护。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8）和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人工智能对影视制作和创意生成的影响”（项目批准号：2025XKT1269）的研究成果]
高 菲 陈子苒.全球化背景下社交媒体用户迁移的文化传播逻辑[J].新闻爱好者，2025（5）：39-44.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5年第5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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